1918年，28岁的哈佛博士竺可桢刚回国，就被女校长张默君堵在了家里。对方拍着桌子吼道：“你娶我妹妹，不然今天别想走！”
此时的竺可桢，刚从美国哈佛大学拿到气象学博士学位。他满脑子都是如何在中国建立气象站，对于“成家”这件事，他像个还没开窍的学生。
张默君不是普通人，她是同盟会元老，当时神州女学的校长，性格火爆，人称“女中豪杰”。
她看中了竺可桢的才华和人品，觉得这个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一心钻研科学的年轻人，简直是妹夫的最佳人选。
“竺博士，你只会看云，不会看人。”张默君把一张照片拍在桌上，“我妹妹张侠魂，参加过革命，开过飞机，人品才学哪点配不上你？你今天不点头，这大门你就别想出去。”
竺可桢看着照片上的女子，英气勃发，眼神坚毅。他推了推眼镜，半晌憋出一句话：“那……那就见见吧。”
1919年，两人在上海结婚。这场看似“强买强卖”的包办婚姻，却成了民国史上的一段佳话。
婚后的张侠魂，为了支持竺可桢的事业，放弃了自己的社交和爱好。
竺可桢要建立中国自己的气象观测网，经常在荒郊野外一待就是几个月。张侠魂就带着孩子，跟着他四处奔波。
竺可桢有个习惯，每天都要记日记，记录当天的天气、气温、风向。张侠魂就成了他的助手，有时竺可桢出差，观测数据的活儿就全落在张侠魂身上。
有一次，南京下大雨，竺可桢在外地开会。张侠魂为了记录最准确的降雨量，半夜三次爬上屋顶查看雨量计。第二天，她发了高烧，却在日记里写道：“数据准确，心甚安。”
这种相濡以沫的日子，一过就是20年。
1937年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身为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，接到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：带领全校师生西迁，保护中国的文化火种。
这就是史上著名的“文军长征”。几千名师生，带着几万册图书和沉重的实验器材，从杭州出发，一路向西。
张侠魂带着五个孩子随行。身为校长的妻子，她没有特权。学校的卡车要优先装载仪器和体弱的学生，张侠魂就带着孩子步行，或者挤在运货的牛车上。
1938年夏天，浙大西迁至江西泰和。当时的泰和，气候闷热，卫生条件极差，痢疾开始在难民和师生中横行。
竺可桢当时正忙于在泰和寻找更安全的校址，每天早出晚归。次子竺希之先病倒了，高烧不退，上吐下泻。张侠魂为了不让丈夫分心，一个人守在孩子床前，没日没夜地照顾。
为了省下有限的药品给孩子，张侠魂自己染上痢疾后，一直瞒着没说。她每天强撑着给师生们煮绿豆汤，帮着缝补衣物。
8月3日，14岁的竺希之因抢救无效，死在了张侠魂的怀里。
张侠魂没有哭出声，她亲手给儿子换上干净衣服，然后瘫倒在床边。此时，她的病情已经恶化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。
当竺可桢满身泥水地赶回家时，看到的是面色惨白的妻子。
张侠魂拉着他的手，声音微弱：“希之走了，我……我也要走了。学校的事多，你要保重。”
8月7日，张侠魂撒手人寰。
短短五天时间，竺可桢失去了最心爱的儿子和相伴20年的妻子。
在泰和的一间破旧民房里，竺可桢呆坐了一整夜。
他翻开那本从未断过的日记，笔尖在纸上剧烈颤抖。他写道：“侠魂去世，余如失左右手。二十年来，侠魂不仅是吾妻，更是吾友、吾志之所寄。”
他想起20年前，张默君在上海那个客厅里对他吼的那句：“你娶我妹妹，不然不准走！”
那时候，他觉得那是“逼婚”，是麻烦。可现在，他多希望有人能再拉住他，不准他走，或者不准张侠魂走。
竺可桢抱着张侠魂生前穿过的一件旧旗袍，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嚎啕大哭。
这个一辈子只相信科学数据、极度理性的男人，在那一刻，彻底崩溃了。
处理完妻儿的后事，竺可桢没有停下脚步。他擦干眼泪，继续带着浙大师生向广西、贵州进发。
在西迁的路上，竺可桢依然坚持每天记日记。只是在每年的8月7日，他的日记里总会多出一行字，记录当天的天气，也记录他对妻子的思念。
后来，竺可桢在贵州遵义遇到了陈汲，并在亲友的撮合下再婚。陈汲也是一位贤良的女性，陪伴他走完了余生。
但张侠魂，始终是竺可桢心底最深处的一道伤口。
1974年，84岁的竺可桢在北京病逝。在他的遗物里，人们发现了一个精致的小盒子，里面装的是张侠魂的照片，还有一小块当年在泰和时，张侠魂用过的手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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