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先有国、再有民，还是先有民、再有国，这样的争论，已经进行了两千多年。
那么，过去的两千多年，社会的主流理论是什么？这个问题的答案，离不开两个人，一位是亚圣孟子，他以仁义为旗，高呼 “民为贵、君为轻”，也就是民本主义；一位是变法巨擘商鞅，他以强权为刃，力推“强国必先弱民”，也就是国本主义。他们只相差18岁，活跃在同一个礼崩乐坏、群雄逐鹿的时代，却提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治国之路。
治国的根本是什么？是国本，还是民本？孟子与商鞅给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。
孟子的一生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。他常年游走于东方各国，彼时，那里的社会呈现出百花齐放的自由状态，与西北秦国的铁血氛围形成了鲜明对比。作为孔子之后的儒家核心，孟子把仁从个人道德升华为治国纲领，国君好仁、天下无敌。他认为，国家的根基是民众，而非君主或社稷，因此才有了那句震古烁今的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。
与后世的儒教不同，孟子的仁政，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，而是有着明确的价值排序：只有让民众先安居乐业、丰衣足食，国家才能真正强大。正如他在齐国向齐宣王进言时所说：七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，然而不王者，未之有也。君主的责任，是为民众创造富足的生活环境，而不是将民众视为掠夺或驱使的工具。这种纯粹的仁政理念，只是以人为本的原始诠释。可悲的是，却成了中国民本思想的巅峰表达。
与孟子的仁政理想截然相反的，是商鞅的强权逻辑。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的二十年，始终坚守一个核心：国家利益至上。他的治国思想中，充斥着强烈的弱民、愚民和好战的特征。在商鞅看来，民众只是国家的工具，而不是目的，民弱则国强，民强则国弱。
商鞅主张弱民愚民，不是他天性邪恶，而是建立在他所认知的民情基础上。商鞅认为，民之性，饥而求食，劳而求佚，苦则索乐，辱则求荣，此民之情也。因此，不能指望人们自觉向善，必须通过严刑峻法约束和控制他们，使之符合国家利益。
为了实现国强，商鞅极端仇视知识分子，因为思想会让民众觉醒；他也敌视商人，因为商业会让民众脱离农耕，并滋生财富独立的意识。在商鞅的治下，秦国变成了一个高度同质化的战争机器，举国上下只有农和战两个身份，民众要么耕田供粮，要么参军打仗，所谓的家不积粟，反而被视为理想状态。
孟子主张藏富于民。他认为，民之为道，有恒产者有恒心，无恒产者无恒心。只有让民众拥有稳定的财产和收入，才能形成稳定的道德观念和社会秩序。在税赋政策上，孟子提倡实施富民政策和减轻赋税。孟子反对国家对经济的过度干预，主张给民众足够的生产和经营自由，通过民众的富足实现国家的繁荣。这种思想，与现代经济学的看不见的手，虽相隔两千多年，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。
商鞅的经济政策，则是彻底的国家垄断型计划经济。为了服务于战争目标，商鞅将矿山、粮食和旅店等等关键行业全部收归国有，彻底消灭了自由商人阶层。在他看来，自由商人阶层是五害之一，他们既影响粮食生产，又会让民众滋生投机之心，因此必须严厉打压，取而代之的是发展官商。
更极端的是，商鞅将民众的贫困视为社会稳定和兵源充足的必要条件。他主张家不积粟，通过高额税赋和强制兵役，让民众始终在温饱线上挣扎，既没有多余的财富对抗国家，也没有闲暇时间思考社会。在商鞅的经济逻辑中，民众的财富必须全部集中于国家，国家的财富则全部用于战争和君主。这种政策，虽然短期内为秦国积累了大量的战争资源，却严重压抑了经济活力，导致民生凋敝。
秦朝统一后，继续沿用商鞅的社会政策，加重赋税徭役，收泰半之赋。最终，这种竭泽而渔的经济模式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，秦朝二世而亡。秦朝的迅速崩溃，道破了商鞅经济政策的致命缺陷，忽视民生的强权经济，终究难以长久。
孟子终其一生郁郁不得志，对时局衍变毫无影响，孟子的民本思想，从未被施行，除了在北宋初期得到短暂的认可之外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，孟子的民本思想只是一块牌坊，甚至到了明初，原本的《孟子》成了禁书，阉割版的《孟子节义》成了必考内容。
对比而言，商鞅虽然长期被视为异端，在知识阶层，更是以认可商鞅为耻。商鞅虽然被车裂，但是，他的治国理念却生生不息，他彻底改变了战国乃至后世的政治生态，他的核心理念被众多的君主沿袭，呈现出半法半儒或者儒表法里的景象。正如汉宣帝所说：汉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王道杂之。
从两千年的历史跨度而论，君主们虽然不再高举商鞅的大旗，也不会像商鞅如此说的直白、干的决绝，但并非没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者，至少有两个理念被发扬光大。第一、不能让民众太富足，不能让民众有思想。第二、国家强大远远在民众富足之前， 推行国富兵强、国泰民安，而不是国强民富。所谓“安”，年份好的时候，有口饭吃，饥荒的时候，尽量不饿死而已。
所以，商鞅的幽灵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，这才是最耐人寻味的地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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